孔子希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各个年龄段的都有考虑，倘若如此了，才能得到天下太平与人民的安定和满足。

(79)冯契似乎把知觉和表象当做一回事(参看冯契：《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冯契文集》第一卷，第141-143页)。(68)所谓规律，是以意念上的安排，去等候或接受新的所与。

有涯之生的人能办到吗？冯契的回答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它不能作为本然与我们相遇，只要与我们相遇，就是呈现，就不是本然。这里，关键在于德性的自证。从表面上看，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与人发生关系，而后者总是与人处在一定的实践关系中。(78)这种说法过于武断了。

研究知识论和研究元学的态度是不同的：研究知识论我可以站在知识底对象范围之外，我可以暂时忘记我是人。换言之，是将元学(形而上学)的问题纳入认识论，将元学作为认识论的高级阶段。知识的材料是所与，金岳霖认为，所与虽然是人类正觉的呈现，但也是事物的客观呈现，因此，所与与外物是合一的。

(55)是理论，就有真假之辨。(23)天道既然不属知识，就只能体会。而他把智慧定义为性与天道的理论(《冯契文集》第一卷，第413页)，更表明智慧在他那里实际是一种理论认识，而非传统中国哲学家所言的顿悟或西方哲学家所说的直觉。(61)自证，意味着理性的自明、意志的自主和情感的自得，所以是知、意情统一的自由活动。

可偏偏强调实践唯物主义的冯契，却认为人与世界的首要关系是认识关系。(66)这也是金岳霖这个实在论者的知识论主张。

(20)它不是一般意义的知识，因此，无论怎样累积，无论累积得多么丰富，知识者总是得不到智慧的。而在冯契那里，这个自证概念显然否定了他坚决捍卫的符合论真理观。⑧而广义认识论，就是要阐明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认识的辩证法。虽然西方哲学对冯契的思想有根本性的影响，但中国哲学传统的影响并未因此在他身上消失。

这两段在同一页上出现的话有明显的矛盾。直觉之为直觉，就因为它是一种特殊的直接认识，而理论思维或理性恰恰总是间接的认识。在金岳霖看来：哲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差不多完全是理性的，另一部分不完全是理性的。他仍然认为智慧是对天道的认识，即绝对和无限的认识。

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近代讲知识论有一种倾向，就是把智慧排除在外，忽视了认识主体是整个的人，不论是实证论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有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实践经验能给予客观实在，所与是客观的呈现。

前两人的认识论思想都有专著进行研究，②唯独研究冯契认识论思想的专著尚付阙如，即使是研究论文也不多见。西方哲学家的智慧学说虽然没有像儒家思想家那么突出智慧的实践性，但他们显然更多地将智慧理解为与人的生活实践有关，而不是与理论认识有关。

(47)如果性只是这样的人的天性与德性的话，那为何不能是一般知识的对象，而只能用智慧来把握？另外，由于冯契把天理解为自然界、客观实在、实体、物质或宇宙，所以天道对他来说只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换言之，是将元学(形而上学)的问题纳入认识论，将元学作为认识论的高级阶段。⑤对金岳霖处理知识论问题的疑问和不满促成了冯契广义认识论的产生。(32)而这也正是冯契笔下智慧的任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传统哲学成了证明西方哲学真理的一些例证，而没有看出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哲学要求把握会通天人、物我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的道，培养与天道合一的自由德性，哲学要穷究宇宙万物的第一因，揭示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哲学探索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东西。

凡此种种，都是冯契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不过讲人性着重注意的是人类之所异于禽兽的类的本质、特征，如理性、意识、进行劳动、建立社会制度和有伦理道德等等。

(48)总起来说，天道就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的统一，就是自然界演变总秩序和宇宙总的发展原理本忠恕，则导乎乐之和，著权制，则尽乎《易》之变，百王之法度、万世之准绳皆在此书。

这样的解释，是有内在的原理性依据的，作为孔子学说的重要的阐述者，孟子就认为夷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是属于夷还是夏，主要依据是他是否遵循礼仪。何休对于这个由近及远的过程描述得更为具体。

比如宋代的胡安国、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均在文化和政治的危机面前，强化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之间的差异。此外，首都师范大学的陈明质疑了文章对于情境性和普遍性问题的处理，即是否可以通过将历史情境化的方式来强调儒家的普遍性面向。见金观涛等《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230-231页，法律出版社，2009年。这体现在春秋笔法上，就是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对夷狄获胜的事例尽量简略，或通过隐去其名字的方式来记录。

意思是说公羊传之所以对此事不做解释是因为厌恶郑襄公与属于夷狄的楚国一样，侵犯诸侯，导致战乱连绵，因此将郑国贬为夷狄。自伪《左》灭《公羊》而春秋亡，孔子之道遂亡矣。

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备全也。因而在一部分人看来，公羊义理甚至是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

进一步地说，儒家的这些特殊主义的面向背后，是否存在着一种普遍主义的基础。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⑦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在不同的世，孔子的春秋笔法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他亲历的所见世，为了避祸或者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孔子所采用的是微言大义的笔法。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15)《春秋繁露·竹林》。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罗尔斯将社会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合理的自由人民(reasonable liberal peoples)，第二种是正派的人民(decent consultation hierarchical peoples)，第三种是法外国家(outlaw states)，第四种为负担不利条件的社会(societies burdened by unfavorable conditions)，第五种是仁慈专制主义(benevolent absolutisms)。